数据中心正以惊人的速度,成为左派、右派,以及两大阵营中间几乎所有人共同厌恶的对象。这给硅谷带来巨大难题,而这场争议,部分根源其实是行业自身造成的。 数月以来,本刊同事持续跟踪各地不断高涨的反数据中心浪潮,纽约、德州等人口大州都出台禁令抵制新建数据中心。近期大量新增案例,更印证这种反对情绪已经蔓延至全美。就在几周前,向来政策宽松的得克萨斯州,共和党州长格雷格・阿博特,因担忧数据中心耗水耗电问题,叫停了该州合计 1800 座数据中心的建设。紧接着周二,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州长乔希・夏皮罗签署行政令,严格限制本州数据中心扩建。 周三,一则短视频全网刷屏:Liquid Death 罐装水品牌,与前 NFL 球星特拉维斯・凯尔西、杰森・凯尔西兄弟创立的车库啤酒公司联合造势。两家初创企业呼吁民众大量饮用淡皮尔森啤酒和罐装水,排尿后收集尿液统一运送储存,宣称可供数据中心液冷系统使用。我倾向于认为这只是噱头,但也不敢完全下定论:Liquid Death 与凯尔西兄弟的车库啤酒均拒绝对本文置评。据 TechCrunch 报道,业内确实有人探讨利用尿液为数据中心降温的可行性,各位可自行判断此事真伪。 如今数据中心已经和难缠姻亲、肠镜检查、黑甘草归类到一起:几乎人人都心生反感。Embold 民调显示:共和党选民中,反对人数超出支持者 43 个百分点;独立选民差值 65 个百分点;民主党选民差值高达 75 个百分点。 Embold Research 联合创始人迈克・格林菲尔德看到这份数据时,对一年内反对率暴涨感到震惊。这位曾任职贝宝、领英的数据分析师,自 2017 年开始从事民调工作,他表示:“常有人问我,做民调以来最意外的发现是什么?我一般会说,大众态度通常十分稳定,看法很难改变。这件事显然是特例。” 他认为,如此激烈的反数据中心情绪,历史上少有参照,和当年推动禁酒令诞生的民众思潮有相似之处。 显而易见,各地抵制新建数据中心,对硅谷而言绝非好消息 —— 数据中心正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根基。而科技行业自身的操作,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不安。其中一大失误,就是选用了非常不妥的比喻:将数据中心比作驱动工业革命的工厂。诚然,工厂推动了 19 世纪现代化,但工厂同时也是充斥苦难、环境恶劣的场所。这套说辞几乎等同于宣称:数据中心很棒,就像地牢、煤矿和牙科手术室。 目前,没人能预判这场围绕数据中心的争论最终走向:是效仿水力压裂技术,在 2000 年代遭遇抵制后顺利存活;还是重蹈核电覆辙,在七八十年代持续的反对声中发展受阻。扩建数据中心带来的长期影响,尚无明确定论。正如耶鲁大学姚远教授谈及该议题时所说:“数据中心确实会产生环境影响,但影响程度高度依赖具体场景。” 数据中心产业的走向,很大程度取决于硅谷能否协同开展有效的公关宣传,而不是简单一句 “人工智能前景大好,大家放心相信我们”。格林菲尔德提到:“克劳德代码模型是出色的工具,但建设数据中心的各家企业,并没有做好面向硅谷以外普通选民、普通大众的叙事沟通。” 行业部分企业已经开始采纳知名公关专家陆璐・程・梅瑟维的建议,她曾发文称:“最久经考验的公关手段,就是给民众带来实际好处。” 据报道,押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甲骨文,已在德州乡村地区 “木星项目” 数据中心周边向本地慈善机构捐款,甚至出资赞助恐龙挖掘主题乐园,供小朋友发掘仿真恐龙化石。本刊记者埃米・多克瑟・马库斯也提到,Anthropic、OpenAI、谷歌都试图塑造新叙事:人工智能有望治愈重症顽疾。这套宣传遭到传统科研人员抨击,认为属于夸大炒作;但作为拉拢大众的宣传攻势,“攻克癌症” 确实抓人眼球。 有两件事相对更容易预判:其一,科技企业将在中期选举投入巨额竞选资金。共和党全国参议员委员会(负责帮助共和党人拿下参议院席位)向多家头部 AI 企业发送内部备忘录,警告抵制数据中心或将让共和党输掉俄亥俄州参议院席位,直白呼吁支持 AI 事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增加捐款。 其二,消费级人工智能硬件市场前景堪忧:OpenAI 联合乔尼・艾夫设计、售价超 300 美元的环形音箱设备,会不会问世即遇冷?Meta 定价 299 美元的新款智能眼镜销量会不会大幅下滑?这款眼镜早已引发隐私争议,外界担忧其具备隐蔽拍摄功能。 大众之所以普遍反感数据中心,是因为它具象化了很多人内心对新技术的恐惧。我不禁思考:会有多少人愿意随身佩戴,同样勾起这类焦虑的智能设备?
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比例最新数据:全球人口版图悄然生变
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发布的《世界人口展望》最新修订版,全球人口在突破80亿后继续缓慢增长,而亚洲人、欧洲人、美洲人比例正在经历一轮结构性调整。从总量看,亚洲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59%左右,仍是绝对多数;美洲(含北美与拉美)人口占比约13%;欧洲人口占比已降至9%上下。三者合计约占全球人口的81%,其余份额主要由非洲人口贡献,而非洲正是当前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。这一组比例数字看似平稳,背后却是各大洲截然不同的人口动能。
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比例的历史变迁颇具戏剧性。20世纪中叶,亚洲人口约占世界的55%,欧洲约占22%,美洲约占14%。此后七十余年,亚洲凭借战后婴儿潮和人均寿命延长,占比一度升至60%以上,随后因生育率快速下滑而缓慢回落;欧洲则因长期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,占比几乎腰斩;美洲整体份额相对稳定,但内部结构变化明显——北美增长依赖移民,拉美则已进入生育率下行通道。可以说,三大洲比例的变化,本质上是生育率、死亡率与迁移流动三股力量长期博弈的结果。
具体到各洲内部,差异同样值得关注。亚洲内部,南亚与东南亚仍保持较高人口增速,而东亚多国已进入负增长阶段,日本、韩国的人口萎缩尤为突出。欧洲方面,西欧与北欧依靠净移民维持人口基本稳定,东欧与南欧则面临更为严峻的老龄化和人口外流。美洲的情况更为复杂:美国作为移民目的国,人口仍保持正增长,但其增长动力几乎全部来自国际移民;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虽不在美洲之列,却与美洲形成相似的移民驱动模式;拉美多国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,未来占比将趋于下降。这些分化说明,笼统谈论“洲级比例”会掩盖区域内部的巨大差异。
展望未来,联合国中方案预测显示,亚洲人口占比将在本世纪中叶降至54%左右,欧洲进一步滑向7%以下,美洲则大体维持在12%至13%之间。与此同时,非洲人口占比将从目前的18%左右升至25%以上,成为改变全球人口版图的最大变量。对政策制定者而言,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比例的变化不仅是统计数字,更关系到劳动力供给、养老保障、移民政策与国际话语权分配。老龄化程度较深的欧洲与东亚,需要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引入移民之间寻找平衡;移民吸纳能力较强的美洲国家,则需应对社会融合与政治博弈的挑战。人口结构的慢变量,正在以不容忽视的方式重塑世界。
需要指出的是,上述比例基于常住人口口径,若按族裔或血统统计,亚洲人、欧洲人、美洲人在各国的分布会呈现完全不同的图景。例如美国人口中自认具有欧洲血统者仍占多数,但少数族裔比例持续上升;欧洲大城市中亚洲与美洲移民后代的比例也远高于洲级平均值。因此,阅读相关数据时应留意统计口径与年份差异,避免简单类比。总体来看,亚洲体量优势、欧洲收缩态势与美洲移民韧性,将共同构成未来数十年全球人口格局的基本轮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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